剑灵任务不在地图显示!剑灵地图上不显示任务范围

全文共6774字 | 阅读需要13分钟

转载自公众号薛定谔的猫先生

（ID：curiouschat）

摘要：在“经世致用”传统中，绝不会出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态度，任何学术都是拿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也注定其受权力的严格操控。这样的知识态度不仅让纯粹知识无法生存，甚至那些实用性知识也无法发展。

使节的随员们

1722年康熙去世，俄国拟派遣高级官员使华，庆贺大清新皇帝登基，并宣布俄国女沙皇即位（彼得大帝于1725年逝世），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被任命为“特派驻华全权大臣”。

萨瓦接到命令时，要求派备各种助手和专家，他开列的随员名单包括——一个医生，一个植物学家，一个地理学家，两个数学家等等。使团成员中，萨瓦自己是商业与外交专家，他的助手劳伦斯·郎克，也是一个“中国通”，熟悉中国外交和商务程序，从1715年起就与中国打交道；另一个是枢密院的审理官，刚担任过俄国与波兰、土耳其的划界工作。此外就是负责边界测量工作的地形学家，一名测量员和两名俄国科学院的学生（俄国科学院于1725年成立），后来还加选了几名有经验的西伯利亚测绘人员；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拉丁文和蒙古语学校的学生；还有一名主教和几名神职人员，使团成员共120人。除少数几个官员外，其余绝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们。

萨瓦使团出使是雍正年间的事，其使命是与大清达成商务合约并划定边界。所以萨瓦使团随员中有众多的地理学家、测绘专家。他们在进入西伯利亚时就开始测绘工作，沿路实地进行测量。根据留存的档案，我们基本上能够弄清这批地理学家们的工作方式与成效。

由于第一批测绘结果不太理想，萨瓦将由亲王指派的第二批测绘员分为两组，每组两人，一东一西，在使团经过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实地测量。负责东部测绘的人员由于无法越过隔断黑龙江和勒拿河流域的高山，而绕道雅库茨克，但收获甚微。萨瓦于是委托当时正在西伯利亚东部考察的丹麦造船家维塔斯·白令完成这一带的勘测任务。

展开全文

维塔斯·白令（丹麦语：Vitus Jonassen Bering，1681年8月－1741年12月19日），出生于丹麦霍尔森斯，是一位俄罗斯海军中的丹麦探险家。

此前，彼得大帝在临终前发布手谕，命令白令组织一次远征，去探明美洲与亚洲之间地理关系。白令于1726年抵达西伯利亚首府，并将考察队分为两组，前往海岸考察。远征队中有一个由三十名专家组成的勘察加科学考察分队，他们携带着几百册图书，包括像《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这样的小说，九辆四轮马车装载的仪器和十五英尺长的望远镜，随同考察队的还有一个外科医生、两个风景画家和一个制造仪器的工人和五个测量员（1741年，白令在考察中病死，联接美亚之间的海峡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1727年，白令将其在外兴安岭和乌第河、黑龙江、高丽和辽东海岸的测绘图送给萨瓦，为其划界谈判提供依据。

根据这次考察，圣彼得堡科学院地理系于1754年出版了一幅地图，新的地理信息迅速扩散并在全欧洲得到广泛关注。以上是由伦敦制图师Thomas Jefferys编写的题为“俄罗斯发现”的英文地图。

使团在抵达大清边境时，要求清方也派遣一些地理学家，会同俄方测绘人员一同勘测。但大清却几乎无人可派，他们不仅对与自己接壤的俄罗斯疆域情况不明（大清在1712年至1715年间曾越过西伯利亚访问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人，但只有图里琛一人对俄罗斯作过简单的观察），对于自己的疆域也不熟悉，尽管康熙时期曾组织耶稣会教士对西北一带进行过实地测量，但教士们却未能勘查西伯利亚地区，因此，这一地区在他们绘制的中华帝国地图上完全无法精确呈现。

对于俄国绘制的这些精确的地图，大清谈判代表只能以“顽固和傲慢来回答”（加恩语），首席大使国舅隆科多什么事也不做，就地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而“俄罗斯专家”图里琛与隆科多又不和，其助手蒙古头目额驸策零对于边界更没有什么科学概念，甚至对他自己的领土也懵懂无知。

策零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这样说明他对疆域的理解：

今观所设包衣卡伦内侧，我右翼喀尔喀牧场，并不狭窄，各自生活优裕。卡伦外侧，由车零旺布、博贝所属乌梁海人居住，该车零旺布所属乌梁海之地，与俄罗斯划界无关。再，居住于山区之博贝乌梁海人牧场，其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亦不去，可仍按本爵原奏划界。至哲里河，原虽属喀尔喀地方，然经噶尔丹之乱，我方人等原再未居住，而由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居住多年，亦属事实。故可将哲得河化入俄罗斯，沿东边之额尔古纳河，本爵虽不甚详细，然据隆科多与使臣萨瓦等议称，前内大臣索额图与俄罗斯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议定时，将额尔古纳河为界。该河以北属俄罗斯，经询我喀尔喀车臣汗等属下，亦称并非伊等游牧之地。今与他国议事，显然无庸再议此地，应以额尔古纳河源沿我所设卡伦，斟酌其俄罗斯人住地之远近驻防为好。

今观所设包衣卡伦内侧，我右翼喀尔喀牧场，并不狭窄，各自生活优裕。卡伦外侧，由车零旺布、博贝所属乌梁海人居住，该车零旺布所属乌梁海之地，与俄罗斯划界无关。再，居住于山区之博贝乌梁海人牧场，其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亦不去，可仍按本爵原奏划界。至哲里河，原虽属喀尔喀地方，然经噶尔丹之乱，我方人等原再未居住，而由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居住多年，亦属事实。故可将哲得河化入俄罗斯，沿东边之额尔古纳河，本爵虽不甚详细，然据隆科多与使臣萨瓦等议称，前内大臣索额图与俄罗斯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议定时，将额尔古纳河为界。该河以北属俄罗斯，经询我喀尔喀车臣汗等属下，亦称并非伊等游牧之地。今与他国议事，显然无庸再议此地，应以额尔古纳河源沿我所设卡伦，斟酌其俄罗斯人住地之远近驻防为好。

清世宗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

雍正对于这片土地也是完全无知，对策零的报告他只能装腔作势的写下批示：“知道了，此事，尔等任重，事关万年之是与非，朕信用尔等，或是或非，在于尔等，日后盖有评论。朕今不甚详知尔等是否按地形办理，故其可否之处，毋庸降旨。图里琛性情急躁，凡事尔多加留心，不可说随声附和”（见《策零奏与俄使会议边界情形折》，《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

以这样颟顸的皇帝指示使臣，以如此无知的使臣出席划界谈判，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不过，大清自有其挽回面子的高招，面对俄罗斯的土地要求，图里琛以一种哲人般的高论回答道：

如今我等现议地方，昔并未归入两国，而在两国中间者。而俄罗斯国，自古不通中国，我圣祖大皇帝以至圣临大中国，以大仁厚德掌理国政，开拓地方甚广。而察罕汗（沙皇）向东渐占地方，始与我边相接。今我等会往定界此等地方，使臣尔试思之，百年前皆归谁所有，千万年后又不知如何。

如今我等现议地方，昔并未归入两国，而在两国中间者。而俄罗斯国，自古不通中国，我圣祖大皇帝以至圣临大中国，以大仁厚德掌理国政，开拓地方甚广。而察罕汗（沙皇）向东渐占地方，始与我边相接。今我等会往定界此等地方，使臣尔试思之，百年前皆归谁所有，千万年后又不知如何。

“利玛窦们”在大清的命运

其实，现代地理学在明末就已传入中国，耶稣会教士中不仅有地理学家，对于地理学知识的介绍也不遗余力，一些人还出任皇家钦天监要职，担任帝国大地实测工作。至清初，康熙本人对几何学、实地测绘、天文学等现代知识的学习不遗余力，连耶稣会教师们都惊叹不已，认为他是一个充满科学兴趣，大力扶植科学事业的伟大帝君。然而，为什么在中俄勘界谈判中会出现没有自己的地理学家介入、无法拿出实测地图以确定自己疆界的笑话？

下文以利玛窦的遭际来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

利玛窦（意大利语：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神父。

曾在罗马学院学习，接受过几何学、日晷制造法和天文学等科学、技术教育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到广东一带传教。1584年，应广东肇庆知府王泮之请，利玛窦绘制了一份万国全舆地图（全球地图），王泮将之刻板印刷分发给一些重要官员，这是中国接触现代全球地图之始。1602年，这份地图的第三版在北京印行，开本为3.72米乘1.68米，新版由李之藻雕版印刷数千份，在官员中散发，一时风行，甚至出现盗版翻刻的。那时，利玛窦地图已成为当时诸多中文舆图的基础，而且，其他耶稣会教士也在大力推广这些现代地理知识，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南怀仁著有《坤宇图说》和《坤宇全图》等，现代地理学知识与地图测绘技术在明末清初已经传播开来了，至少在高级官员中如此。

《坤舆全图》 于1674年木板印制。作者南怀仁巧妙地运用“动静之义”，论证舆图的“地圆说”；用经纬理法的科学制图方法，标识出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迄点。坤舆全图是近代以来世界地图史上第一份比较完整的世界地图。

康熙时候，在耶稣会教士的参与下，清帝国曾举办过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当时制订过一个精密的编图计划，并于1717年完成《皇舆全览图》的编制。这份地图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更好、更精确。由于西方地理学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份地图资料（在巴黎雕版印刷），欧洲地图的绘制工作也得以改进（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第2卷）。

《皇舆全览图》

按理，大清完全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地理学，且培养出一批具有实地勘探能力的测绘专家和地理探险家，在帝国对外谈判中派上用场。然而，理当如此的事，在现实中却完全另样，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从利玛窦在乾隆时期的“遭遇”，可以看出当时知识界的动向以及这一动向背后的制度性制约。

为了与“天下”观念区分，利玛窦将世界地图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但“万国”并立，中国仅居其一的概念，只在极少数高级官员和知识人中间传播，如李之藻（他在没看到万国全图之前所画的天下图只有大明的十五省）。利玛窦所画万国图所显示的中国位置，由于其不在天下中心，而是偏于一隅，从而引发读书人的“人神共怒”，为此，利玛窦不得不修改布局，将中国安置在地图的中心地位。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

但这样的“迎合”并未获得读书人的认可，乾隆时编修《明史》时，其评利玛窦，依据的是《会典》，因为《会典》中只有“西洋琐里国”、而没有“大西洋”的记载，故对利玛窦自称“大西洋人”表示“真伪不可考”。《明史》对于西洋各国的记载尤其可笑，如有“佛郎机”（葡萄牙）“掠小儿为食”之类；更为荒诞的是，史官们竟然以郑和下西洋所见不及来否认荷兰国的存在，有所谓“郑和于永乐宣德时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荷兰者”——以死的文字否定活的事实，乃是帝国知识人的精神传统——在这种时代精神熏陶下，知识人以典籍为尚，惟书本是从，服从权威，膜拜经典，乃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可以称之为“经学时代”的知识态度、一种对于知识的意识形态处置方式。

也是在乾隆年间编纂的《皇朝文献通考》对利玛窦则有如下评论：

至意达利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稗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而据其第五洲曰墨瓦腊泥加，乃因墨瓦兰开而名。夫以千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而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勦说……

至意达利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稗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而据其第五洲曰墨瓦腊泥加，乃因墨瓦兰开而名。夫以千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而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勦说……

再往下推，则道光二年（1822年）纂修《广东通志》时，离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已经不到二十年，离利玛窦等西洋人进入中国也已过了二百多年，但史官们在编纂这本通志时，其材料却仍旧是照抄《明史》，闹出了将非洲与美洲混为一谈的笑话。

徐继畬（1795年－1873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鸦片战争之后呢？徐继畲在编写《瀛环志略》时，遭遇了与利玛窦一样的命运。在书中，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大清全图）放在亚洲总图之后，当他把已经刻好的前三卷送给以西北地理学闻名的学者张穆时，张穆回信规劝他：“本朝舆图必应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尊说不必更动，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防。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并以明末徐光启、李之藻“负谤至今”相警戒，徐继畲只好将大清地图挪至亚洲地图之前。但这样的迁就并不能让他逃脱时人的“诽谤”，咸丰元年（1851年），徐继畲因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被清政府免职，罪名是“处理不善”（其实并无不善之类），但这是表面原因，其致祸之由，是早已在其著作中埋下了，李慈铭当时评价说：“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

那已是1844年的事了。而如果再往后推五十年，这样的悲喜剧甚至还在重演，戊戌变法之前的《湘学报》刊登皮锡瑞儿子的一篇“地球歌”，其中有一句“若把地球来端详，中国并不在中央”，结果遭到湘省士绅的群起围攻，差不多被当做“鬼子”处置了。

一种关系国家利益的知识，其更新却如此之艰难，这是为什么？

“经世致用”的知识态度往往窒息了知识的发展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向康熙帝国派遣了一批“国王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们在两个帝国的不同命运引起了此后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东西不同国家与文化中知识的不同命运也由此有了可资比较的视角与史料。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中， 康熙皇帝是惟一认真学习过西方科学的皇帝。

表面上，康熙像路易十四一样，扮演着对帝国内的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保护人角色，在帝国内为科学建立了新的地位，然而，路易十四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社团制定它自己的规则，并实施相应的发展活动，这，在康熙帝统治时期的大清帝国机构中几乎没有可能，康熙没有给这些知识活动些许自治权：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保留着对所有与科学有关事务的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这和同时期欧洲国家给予学术机构自治权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詹嘉玲（Catherine Jami）在其论文《康熙皇帝和西学传播》中详细分析了康熙对待科学知识的政策，指出对科学的“控制”是康熙对待科学与知识的基本态度：康熙对于科学的兴趣，只不过出于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君主、一个伟大的导师。他要向他的皇子和官员们证明自己不仅能控制天地，而且能够控制一切，包括这些外来的知识。因为支配自然和统治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依靠历法支配天，依靠测量控制地，依靠将那些掌握新知的耶稣会教士牢笼在自己身边而控制知识本身。这些被御用的“利玛窦们”，皇帝可以给他们加官封爵，但他们永远只是仆人，像仆人一样被利用着、被管控着，也偶尔能享受一下君主近臣的尊荣与奢华。但他们终究还是仆人，他们的知识从来没有受到尊重。

康熙迫切感觉到“不仅有必要控制传教士，更有必要控制他们传播的知识”，故其任命学者参与帝国的所有知识，包括数学、天文、音律协调等的编纂工作，这只是其从控制知识传播到直接控制这些知识的提出者的整个过程中的一步。康熙对知识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控制，严密的控制，为己所用，由己所垄断。

在这种心态与制度下，纯粹知识自然无处发展，对于知识人而言，最安全的知识策略就是一切以经典为据，惟圣贤之言是从。而在实用性知识方面，相应的，帝国知识人也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知识策略，这一策略被誉称为“经世致用”，据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然而，这是一种与“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态度完全无关的中国式实用理性，其结果，往往是既不能经世，又无以致用——连最具实用价值的地理学在大清都无以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瀛环志略》

还是回到上述徐继畲话题以略申其义。

徐继畲费五年之力、数易其稿，才编成《瀛寰志略》十卷，这是一部谨严而具原创性的地理学著作；与之相比，魏源编辑《海国图志》，以一年时间辑录成五十卷，《图志》东拼西凑，草草汇成，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东邻日本都以之为维新教材。两书相比，其命运可谓霄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差别？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认为，这正是因为魏源的著作并非纯粹的地理学著作，而是一部策略性的参考资料，其重点不是纯粹的地理学知识介绍，而是宣扬所谓的“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对外策略，是“经世致用”传统的产物（参见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第一人》，《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1月号）。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

在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上，徐继畲的书是平等叙述各国的历史、地理，而从不以“夷”字加诸国，这与魏源口口声声鄙视海国为外夷的态度正好相反，而其结果也正好相反：平实的学术性描述，为徐继畲招来的是“张大外夷”、“张大英夷”的攻击——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汉奸”骂名——李慈铭攻击徐继畲，就说他“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此耶？”。徐继畲当时已备受摧折，现今也没有获得多大的认可，而那个满口“夷狄”的魏源，则获得了“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伟大声誉。此真知识与假学问的不同遭际，反映的正是传统文化对待知识的态度——可悲的是，这一国粹五百年来竟然未见多少衰变，反倒有日益进步的趋势。

在“经世致用”传统中，绝不会出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态度，任何学术都是拿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也注定其受权力的严格操控。这样的知识态度不仅让纯粹知识无法生存，甚至那些实用性知识也无法发展。因为，知识终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经典与权力却正是以藐视客观事实来彰显自己权威地位的。在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中，最终的胜出者往往是权力的淫威，但最后的胜利者却必然是知识，这正是清廷在对外交往中一再失误挨打的原因，也是现代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的原因，但似乎这一历史过程并没有得到我们的清醒认知与严肃反思。

中国不如利比亚？世界幸福报告胡诌！

灼见丨施展：中华民族主义的法理基础

趣闻丨地球上最慈悲的动物，谁都可以欺辱它

你看的《百家讲坛》百分百正确？

聚焦 | 中美19个产业强弱对比，差距比想象的大

人物 | 站着的霍金，罕见的李嘉诚，20岁的屠呦呦，这是朋友圈最珍贵的照片